來源:2021-07-23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從這時起🛥,中共中央在陜北和延安度過了十三年崢嶸歲月。
十三年🎒,巍巍寶塔成為革命的象征🕵️♀️,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從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人們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希望。
十三年,中國共產黨紮根這片黃土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局部執政逐步發展到全國範圍執政,最終扭轉了中國的乾坤。
高舉抗日旗🎭,堅定救國誌,趕走侵略者,推翻反動派,砸爛舊世界,邁向新中國。延安歲月🏡,雖長河一瞬,卻光照千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
黨中央到達陜北時👩🏼⚖️,中華民族正處於危亡關頭。要取得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中國共產黨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道路?
1935年12月17日,毛澤東等入駐瓦窯堡👩🦯🥹,就立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轉變黨的路線問題。在民族存亡之際🦸🏻♀️,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這是中共中央著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作出的適合新情況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作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只有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找到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
瓦窯堡會議的召開,不僅徹底克服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也迅速開創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面。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思想上的一大轉變,也為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奠定了基礎構想。
從之後的實踐來看,無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還是洛川會議提出的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或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統一。旗幟高擎,找對道路,天下歸心。
天下歸心還在於贏得民心。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中共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載入黨章。延安時期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再強調人民群眾是主人。生活在群眾中,和大家一起吃粗糧🧲、穿補丁衣、住冰冷的窯洞,“只見公仆不見官”是當時對延安的真實寫照。
為民執政是黨在延安時期局部執政成功的深厚基礎🌟。始終堅持踐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一步步走向勝利🧒🏼。
局部執政下的實踐創新
高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旗,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過程中👊🏽,與時俱進,既思考著執政體製的創新和執政能力的建設📀,也思考著戰後中國的走向,即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政權🌘。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澤東繼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後,又接連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理論著作,闡明了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在經濟上,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在文化上,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建設上,探索出一條民主執政的新路子🔊。
1938年10月,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宣告成立。這個參議會經人民普選產生,可以選舉和罷免邊區政府主席🧑🏼🦲、副主席🧔🏼,批準各項經濟、文化、教育計劃,從而實現人民自己的民主權利🏢🐲。
為找到各革命階級的最大公約數🧑🏽⚕️,黨創建了“三三製”民主政權,容納了根據地內一切主張抗日的階級♞、階層、民族、黨派、團體。“三三製”的實施🔉,給根據地各階層人民提供了當家作主的機會和參政、議政的權利🤌🧫,也為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提供了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
中國共產黨還十分註重加強黨的建設。1941年5月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解決了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怎樣建設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實施,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經濟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道路㊗️。
減租減息政策。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保證了農民的政治經濟權利,有效改善了延安抗戰時期民眾生活,提高了其生產生活積極性✪。
開展大生產運動。1941年,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各抗日根據地掀起了大規模生產運動,農業和工商業都得到迅速發展,為鞏固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文化建設方面↔️,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文化建設。
抗日戰爭期間,黨在延安陸續創辦了大批學校🧛🏽,積極發展國民教育🫲🏿🚂。到1940年,陜甘寧邊區已有小學1341所和中等學校7所,其中小學生達4.36萬余人🧘♀️。
在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方針指引下,延安大力發展革命文學創作和戲劇演出,成立了各種文學藝術社團,進行了大量宣傳創作,掀起了革命文學藝術創作的高潮。《白毛女》等一大批優秀作品脫穎而出。
中國共產黨還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建設實踐。
“每家余一年糧,建一個廁所🪵,掏一口井……每鄉要有一個合作社🧜♂️,一個鐵匠爐,一個醫務所,一個秧歌隊,大家都要過豐衣足食、健康快樂的生活。”當時延安的這些社會建設目標,均指向民生的改善。
毛澤東1940年提到延安的“十個沒有”🧇:“這裏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邊區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特殊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黨中央在西北地區的派出機構☮️,是西北地區黨、政、軍、群的最高領導機關。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並,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西北地區黨的工作🧨🤍。
作為建設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組織者和實施者📮,西北局是執行黨中央各項方針政策的模範,是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典範,對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使曾經民貧地瘠的邊區成為欣欣向榮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新民主主義的模範試驗區,成為抗日救國、民主建國的光輝旗幟🈯️。
為了從組織上保證黨對政權的領導🚵🏻♂️,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導下🙇🏻,西北局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中建立了政府黨團。1945年黨的七大後,邊區政府黨團改稱黨組🫔。黨如何領導政權,政權在黨的領導下如何工作,陜甘寧邊區政府黨團(組)積累了重要經驗🏠。
抗戰勝利後,黨中央把西北局領導工作的重任交給習仲勛🦩。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習仲勛為西北局書記🛐。隨著全面內戰的爆發,中共中央製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新戰略🚳。遵照中央指示🤤,西北局為全國的解放、為其他根據地和解放區支援和輸送了大批領導幹部,陜甘寧邊區黨政軍機關及各分區萬余名幹部調赴全國其他解放區。
隨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製度改革。1948年1月4日,為了糾正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的偏向,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寫了一份報告給西北局並中共中央,提出老區與新區基本情況不同👿,土改要區別對待。9日,毛澤東致電賀龍、習仲勛及西北局其他領導:“我完全同意仲勛同誌所提各項意見。”
結合實際情況,西北局在領導邊區的土改中👢,創造了著名的“黃家川經驗”🙃。“黃家川經驗”就是從老區實際出發,采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式來調劑土地,既滿足了貧雇農的要求,又鞏固團結了中農🤪,促進了生產發展。這一“具有創造性的成功經驗”🤵🏿♀️,被毛澤東作為典型在全國推廣。
實踐證明,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出政策🅱️、出幹部💁♂️、出經驗的重要陣地之一♡。而邊區成為模範根據地,也是與西北局的正確領導和創造性的工作分不開的。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從吳堡縣川口村東渡黃河。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陜北十三年的戰鬥與生活歷程結束了😽🧜🏼♀️。
在他們身後的這片土地上,中國共產黨經過十三年局部執政實踐💃🏿♓️,思想理論日益豐富發展❤️,黨的力量得到凝聚👐🏻🥭,作風得到鍛造,政治上保持了先進性👵🏽。一個偉大的黨,也從這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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